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屹立着的往事

1998-04-23 来源:光明日报 孙武臣 我有话说

像一卷被遗忘的底片,一经冲洗,即刻便能唤起过来人的历史记忆。读了马利同志的长篇报告文学《3000孤儿和草原母亲》(内蒙古教育出版社),我们不能不感佩作者敏锐的历史眼光,她适时地冲洗了那些封存的历史底片,使容易淡忘过去的我们多一点警醒,因为最不该忘记的恰恰最容易忘记。

不是吗?1960年,我们的共和国正站在饥饿与死亡面前经受考验。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。痛苦的泪水与哀叹,疾病的席卷与折磨,真的少有文艺作品反映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生活。然而,马利回首了,她从一个侧面重新启开与发掘了我们封存的记忆,但她无意引我们陷于苦痛之中,而是提醒我们记住:在物质文明极度匮乏的年代,我们的党和人民曾创造了精神文明的奇迹。

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以及康克清、乌兰夫部署与组织,上海、常州等地的3000名病弱孤儿,经过漫长历程的火车运送,投入同样不幸的内蒙古草原母亲温暖而博大的胸怀。草原母亲“像和死神拔河,在孩子一边加上了一切可以加上的力。”草原母亲宁可亏待自己的孩子,也要把自己的奶水,自己的饭食喂给收养的孤儿;许多汉族孤儿的血管里流淌着蒙族母亲的血液。草原母亲用爱心慰贴了孤儿凄冷而孤独的心,养壮了孤儿衰弱而多病的身体;南方孤儿在北方母亲神圣母爱的甘霖的滋润与哺育下,像一棵树,把自己生命的根,深深地扎在内蒙古黑色土地里,“构成了一种无法斩断的血缘联系。”作者绝非以“过去完成时态”展开追忆,而采取了“现在进行时”的写法,不仅为我们表达出当年某些深层信息,即透过事情的表面揭示不为人们所知道的内部情况,而且使这些深层信息与当代性相融。作者的创作题旨是有感于现实,并用当代性的思考激活那些历史的封存。

作者写一件不该忘记的往事,其实是要写一个不该忘记的年代;写一个过去时的奇迹,其实要写永远不会成为过去时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。正如作者所说:“那些带着血、泪、汗水,或者高歌与欢笑的往事,虽然离我们愈来愈久远,却仍然屹立着,向人们诉说着关于真实”。作者之所以选择了民族团结史册上重重的这一笔为创作题材,正是为凸现一种高尚品格与人性美德的辉煌。为此,作者把一个个人物所呈现出的闪光点,汇集成一个灿烂的光环,完成了一部“大写的人道主义”的书。

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谈到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时,把“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”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提出来,这使得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价值内涵更为深刻,空间更为广阔,历史维度更为浑厚。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精神,也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文化精神。这种强大的人文精神,可以超越地域和民族之间的差异,使之成为一种人类共有的优秀品格。

我以为,这部报告文学所要凸现与强化的当代性,正是这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精神,也正是这部书的巨大思想力量与强烈的现实意义之所在。

作者所记录下的奇迹,“是物质的灾难下所迸射出的人性的光芒”,读着它,我们会相信在任何其它社会制度和国度里,这一奇迹的产生都是难以想象的。3000孤儿的迁徙和安置,只有作为一种国家行为,才可能实现。社会主义制度,是这一国家行为成为现实的根本保证。面对西方在人性、人道主义、人权方面对东方的傲慢与偏见,我们要增强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。文化制约人类。东方文化铸造出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美德,在书中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身上,得以充分体现。他们几乎都无法抗拒那个年代的不幸,然而,他们的生命却并没有就此萎缩,他们的价值观念并没有丝毫动摇,他们的美德和天性,一旦与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结合起来,世间一切超凡的作为与奇迹也就产生了。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实现了“大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”的初衷,也为奇迹的创造作出了文化解说。

无可置疑的纪实性与感人的形象性是《3000孤儿和草原母亲》的显著特点。思想冲击力本自作品的事实的真实,本自作者对题材的感受与理解,从而使其走向了生活的本质真实。而感人的形象性即文学性,首先表现在激情的抒发与朴素的描绘。阅读这部作品的始终,我们的感情潮水一直澎湃着。我以为,如果没有作者首先的情满心间,也就不可能使我们一直徜徉在情感升华的境界中。这是作品在自然而朴实的纪实风格基础上,又具有饱蘸情感的笔触能震撼人们心灵的艺术力量的主要缘由,也是作者诗化笔触的源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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